韓濟生:此生唯願濟眾生

編者按:百餘年來,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開闢天地,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這裏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歷程,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是瞭解北大歷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鬥的青春宣言。

人物簡介:韓濟生,1928年7月出生於浙江蕭山,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1952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1962年進入北京醫學院生理系工作,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自1965年起從事針刺鎮痛原理研究。

我1952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1962年應衞生部的安排,擔任當時北京醫學院生理系王志均教授(著名消化生理學家、中科院院士)的助手。此次調動是我畢業10年來的第5次調動,開啓了我與北醫、與神經科學半個多世紀的緣分。

回顧自己半個世紀的教學科學生涯,我總覺得自己是十足的幸運兒:遇到好老師、好學生、出色的學校、重要的國家課題,最值得感恩的是趕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大時代,教學科研工作受到國家的重視得以快速發展。在教學科研之餘,我也認識到理應做一些社會工作,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向社會做出回饋。我常想:自知天賦不高,只能藉助勤奮;每念人生有涯,唯求後繼有人。我們今天掌握的知識大多數是前人用血水和汗水換來的,我們是踩在別人肩上上來的,因此我們有責任給後人留下些什麼,讓後人踩在我們的肩上向前進。

教學是一種享受

在我1952年被分配到大連醫學院生理系高級師資進修班進修期間,吳襄教授(大連醫學院著名生理學家)講課的翩翩風度使我感受到作為一名生理學老師的魅力。實際上,生理課非常有意思,生理老師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給出解釋:喝水時太急為什麼會引起咳嗽?獻血400 ml以後多少天可以恢復?這些都是經常遇到的例子。吳襄教授在講課中會融入科研思維,講許多科學發現的小故事,令學生聽了心情激動,對科研產生興趣,躍躍欲試,是我學習的榜樣。

受吳襄老師影響,講課中我有時也會插入一些小故事給同學們提提精神。講呼吸有關的反射時,我給大家舉例:秦朝兵馬俑如果開口講話會是什麼語調?我雖一無所知,但我敢保證,他們睜眼迎着太陽打噴嚏時的聲音跟我們是完全一樣的,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古老而複雜的反射活動,也許是先民看見火山噴發時得出的有益反應,代代存留下來,遠比秦朝更為古老!

在授課過程中,我注意與學生的互動,引導學生進行深入思考。這得益於我1979年短期出訪美國和瑞典的體會,我發現瑞典教授講課時允許學生中間打斷,進行提問,這種方式更能引發學生對講授內容的思考。1980年我從瑞典回來,同學們都希望我講些國外的新鮮事。我説沒問題,但是有一個附加條件:你們聽完講座,必須有提問。希望大家在聽課過程中就把問題寫下來,我講課一結束,你們就可以立即舉手提問,而且手要高高舉起。在這樣的要求下,經過多次練習,同學們終於養成了一個好習慣,在聽課過程中不是乖乖地被動接受知識,而是動腦筋,主動思考和提問。在當時,這算是一種創新。

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外國專家訪問中國作學術報告,很多時候報告結束後,大家都很有禮貌地熱烈鼓掌。當演講人問到“是否有什麼問題可以討論”時,一片沉寂,當時大多數聽眾沒有提問題的習慣。但是當外賓到北醫演講的時候,卻發現提問題的人很多,有的外賓因為講完就要趕飛機,來不及回答所有問題,只好抱歉地説:“對不起,提問到此結束吧。”他們對北醫聽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聽眾與來賓的發問和互動,成了北醫的特色,被傳為佳話。

科研是一種幸福

我對科研的興趣最早源於對生活中問題的觀察和思考。1953年我被分配到哈爾濱醫科大學生理系當助教,當時哈醫大生理系只有講課任務,沒有科研項目,我經常跑到松花江邊一些療養院去參觀,看到不少高血壓病人在那裏療養。我偶然觀察到,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血壓時,僅憑按壓氣囊產生的脈衝式壓力變化,會造成血壓的輕微升高,這種人為的血壓升高明顯干擾正常血壓的精確測定。如果在氣囊與血壓計之間加一個緩衝氣囊就能完全消除這一人為干擾,這個現象和解決方案經過多方面實驗確認結果,發表在《哈爾濱醫科大學學報》上。60年後的今天,在便攜式血壓計中,電動馬達取代了橡皮球,避免了脈衝式壓力變化對血壓的影響,再次證實了這一結果。

1958—1960年經濟困難,糧食定量,“吃不飽,瓜菜代”,白薯成為人們的重要口糧。白薯吃多了總是會感到胃裏返酸,但如果就着鹹菜吃白薯,就不返酸。這是為什麼?我們做起了研究。發現吃白薯以後,確實造成胃酸分泌增多,而鹹菜能減少胃酸分泌和反流。究竟是鹹味(氯化鈉)起了作用,還是菜起了作用?我們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結果表明是氯化鈉的作用,而不是蔬菜的作用。

自發的小研究,當時只是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對培養科研興趣有益,對科研思維和動手能力也是一種鍛鍊,這些都對我今後的科研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到北醫以後,王志均教授給我提出了一個研究方向:為什麼情緒變化會影響消化系統功能?他希望我從中樞神經系統的角度進行研究。要選擇性精準干預大腦核團功能就需要用到腦立體定位儀,當時北醫沒有腦立體定位儀,我也從未見過。經過仔細調研,我發現協和醫院有一台進口的小動物腦立體定位儀。20世紀60年代,北醫不可能進口這樣的儀器設備。買不到,只好自己做。我帶了儀器修理廠工人師傅去參觀,畫了一個圖帶回來,硬是用旋牀和銼刀仿製出這樣一台精密儀器。用這台儀器,把刺激電極分別插入兔腦下丘腦的外側區(LA) 和腹內側核(VMH)以後,我們驚喜地觀察到:電刺激LA(攝食中樞),兔子就猛吃青菜;刺激VMH(飽中樞),兔子就立即停止攝食。這個實驗結果驗證了中樞核團電刺激技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就可以研究大腦如何對消化系統功能進行調控了,真是令人興奮。今天回想起來,也認為自己是夠大膽的。

我們帶領同學下鄉,到通縣(今通州區)馬駒橋村勞動,恰逢乙型腦炎流行。病人腦壓升高,呼吸減慢,為了及時搶救,我們在衞生院動手製造輸液瓶架,編織輸液瓶套,在自己設計的圖表上記錄心率、血壓、脈搏等生命特徵曲線。當患者心率、呼吸減慢,表明有顱內高壓的時候,就輸入高滲糖水,降低顱壓,這時生命特徵曲線往往隨即迴歸正常範圍。如此日夜堅守,硬是挽救回來幾個危重病人。這樣的經歷,既搶救了病人,也鍛鍊了學生,顯示理論聯繫實際的臨牀效果。

我係統的科研工作始於1965年,也決定了我的科研走向。20世紀50年代後期,我國一些地區開始利用針刺穴位來止痛,但當時西方的一些學者仍把針刺鎮痛看作是東方巫術。1965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衞生部,組織力量研究“針刺麻醉”的原理。時任國家衞生部部長錢信忠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北京醫學院。同年9月,時任北醫黨委書記彭瑞驄找到生理學教研室的我,希望我擔起這項任務,完成總理的囑託。當時我對“針刺麻醉”一無所知,究其原理為何,更不知從何談起。但是我深感責任之重,全力以赴開展工作。根據醫學科學的基本概念,當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不是針刺為什麼會鎮痛,而是針刺是否的確有鎮痛作用。當時我37歲,我的助手湯健27歲,還有剛分配來的一名北大生物系畢業生周仲福。我年齡最長,有一些科研經驗,自然擔負起科研設計的任務。我們首先要建立起標準的鎮痛刺激方法和準確定量記錄痛反應的方法,測量痛覺是否能被針刺所抑制(減輕),然後才能談得上針刺效果在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的分佈和消長規律。

當時馬上就要決定的是:在人體還是在動物身上進行觀察。茫顧四周,舉步維艱。正在此時,時任北醫基礎部黨總支書記許鹿希老師告訴我好好做計劃,拿出方案,學院會對我們全力支持,並立即從相關教研組調來幾名技術員幫忙。經過閲讀文獻、摸索各種測痛方法,我們最終擬定了人體實驗方案,因為人體測痛、鎮痛實驗最接近臨牀條件。我在講生理課的時候,動員學生作為志願被試者參與科學研究,得到同學們的熱烈響應。至此,科研工作緊張有序地全面鋪開。正式實驗在三個實驗室同時進行,被試者躺在受試牀上,同時進行人體針刺—測痛實驗觀察,在合谷穴扎針,在全身有代表性的8個部位測定皮膚痛閾值變化。白天得到了大量數據,晚上我用一個算盤和一把計算尺進行計算和數理統計,隨即在方格紙上畫圖,看變化趨勢。到如今44年過去了,回憶往事,仍歷歷在目,真道是:

白晝扎針忙測痛,深夜數據如潮湧。

珠盤不知何處去,算尺依舊在櫥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我們獲得了66例針刺治療組和22例對照組的數據,初戰告捷:針刺確能使人對痛覺的敏感性顯著降低。其規律是,鎮痛作用發生緩慢,要半個小時才能充分起效,停針後還有一定的後效應。對大部分人有效,少部分人無效。看了我們的實驗結果以後,臨牀醫生説:“這些結果樣樣都和臨牀符合,確實如此!”這時,我對針刺是否鎮痛的問題心中有了底,開始思考:針刺為什麼鎮痛?針刺鎮痛作用起效這麼慢,有什麼化學因子逐漸產生積累?如果有這種化學物質產生,到哪裏去尋找?會不會在腦子裏產生?實驗室玻璃櫃裏還有一台腦立體定位儀,何不拿來試試?一系列遐想油然而生。

北醫真正的針麻科研之旅開始於1972年,北醫的針麻原理研究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偉大征程。持續半個世紀,先後動員200餘人,我們終於找到了針刺發揮鎮痛作用的物質基礎(至少是部分物質基礎),找到了動員腦內特定物質的電子密碼(電針的參數,特別是頻率參數),找到了神經系統中存在着降低痛覺的化學因子(如內啡肽、腦啡肽、強啡肽等,統稱阿片肽),也找到了內源性對抗阿片肽的物質——八肽膽囊收縮素(CCK-8)。其後還擴大了研究範圍,針刺不僅有鎮痛作用,還能治療幾十種疾病。我們分別研究了其中的十餘種,包括中樞性肌肉痙攣、藥物濫用(俗稱藥物成癮)、酒精成癮、肥胖、抑鬱症、焦慮症、高血壓、兒童孤獨症和不孕症。其中在學術上最令人難忘的是,從毛主席矛盾論的觀點出發,推測腦中既然有鎮痛物質,是否也有對抗鎮痛的物質,從而發現了對抗阿片類物質的CCK-8。正是由於CCK-8的存在,扎針時間不能太長久,次數不能太頻繁,要適可而止,以免產生針刺鎮痛耐受。

韓濟生正在做研究

故事尚未完結。既然發現了CCK-8,那麼它是如何對抗阿片類物質的鎮痛作用呢?針對這個問題我只闡明瞭細胞水平的作用機制,可我們發現在同一個神經細胞上既有阿片受體,也有CCK受體。激活CCK受體,可以抑制阿片受體的功能。那麼這兩種受體之間又是如何發揮相互作用呢?這個問題留給了北大神經科學研究所我的博士後也是我的繼任者萬有。經過十幾年的努力,萬有團隊2018年終於發表了論文,證明CCK受體被激活以後,可以通過阿片受體細胞內第3個環狀結構與阿片受體結合,從而抑制阿片受體的活性。這件事説明,一個科學問題可能要等待長達20年的時間才能得到解釋。這是“持之以恆,不忘初衷”含義的一種詮釋。

辦學會是一種奉獻

搞教學、做科研是在學校內部做事,但同時也對整個學術界有影響,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北醫生理教研室在中國生理學界起着領頭羊的作用。王志均院士長期擔任中國生理學會主任委員,推動消化生理的發展。我在1983年接任北醫生理教研室的主任一職。疼痛肯定是一個生理學問題,但是其原理又集中在神經系統,針刺鎮痛科研任務很自然使我的科研興趣朝着神經科學的方向移動。1994年我不再擔任生理教研室主任職務,1998年我開始擔任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2002年擔任神經生物學系主任。

與此相應,學會工作自然也發生了變化。在我和同人的努力下,1988年北京神經科學學會(成立時間早於中國神經科學學會)成立,1989年中華疼痛學會成立(該會1992年轉為中華醫學會下屬的疼痛學分會)。在20世紀90年代,疼痛醫學作為一個專科出現在醫學界,是一個新事物。臨牀有需求,但實際上缺乏疼痛專業醫師隊伍。為了在實際接觸疼痛病人中增長基礎和臨牀結合的認識和體驗,1995年在法國Upsa疼痛研究所支持下,我們在北醫校醫院的二樓創建了“北京醫科大學中法疼痛治療中心”,收治難治的慢性疼痛病人,聚集有志疼痛醫學之士,鑽研切磋,對病人加以積極治療。在此基礎上,每年舉辦大型學習班,交流全國各地的疼痛診治經驗。在1995—2007年間,共舉辦了13屆疼痛治療研討學習班,參加者1400餘人次。目前疼痛醫學界的中堅人物大多為當年學習班的受惠者和貢獻者。該組織也被稱為“疼痛醫學界的黃埔軍校”。經過我們再三向各級領導反映臨牀實際需要並積極申請成立疼痛科的情況,2007年國家衞生部決定在一級臨牀科目中增添一個新的科目:疼痛科,並在全國二級以上醫院成立該科目,專治慢性疼痛。

這段學會工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過程,是我在北醫工作半個多世紀中最為難忘的。因為神經科學、疼痛醫學、疼痛科這些名詞在當時都是新名詞、新概念,人們對這些新概念不理解、不接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在要求成立“神經科學學會”時我們被問道:已經有了“神經科”,為什麼還要成立“神經科學”?在要求成立疼痛科時,我們被問道:疼痛是疾病的一個症狀,病好了,痛也消了,為什麼還要專治疼痛的醫生?

我們在盡力解釋“神經科學”不同於“神經科”,慢性疼痛(一種疾病)不同於急性痛(一種症狀)的同時,也向各方面伸出求援之手。當我向吳階平院士求教時,他坦陳:“成立一個新的臨牀科目,談何容易?”他當年在申請成立泌尿科時,也是困難重重,但他鼓勵我們,只要病人有需要,醫學有能力幫助,就要為此努力。

有一位領導關心地問我:“韓院士,你又不是臨牀醫生,為什麼這麼積極申請成立疼痛科?”我回答:“我腦子裏充滿着一個個被慢性疼痛折磨而找不到疼痛醫生的病人痛苦而緊迫的要求。他們有的説:‘我這塊皮肉日夜疼痛難熬,生不如死,你幫我把它挖掉吧!’有的説:‘我跑了幾個大城市,沒有一個大醫院能負責治療日夜折磨我的痛症。’”

至於我自己,作為一名神經生物學工作者,不能滿足於教書、寫書(北醫神經科學研究所分別於1993年、1999年、2009年主編了三部大型神經科學教科書,每部平均200萬字),還應該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所以要根據國際大形勢和國內實際情況,起到培養疼痛醫師隊伍、發出大聲呼籲的作用,其目的純粹是想為慢性疼痛病人建造起一個能為他們解決痛苦、負責到底的“家”。韓啓德院士在瞭解了有關疼痛醫學的國際、國內情況後,動情地説:“解除疼痛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是醫生的神聖職責。”

經過12年的努力,現在各地醫院疼痛科業務的發展令人欣喜,這也是對中國疼痛醫學工作者最大的獎賞。

感謝母校,感謝祖國

在我的北醫生涯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各級領導對我的關心和培養。王志均教授原來不認識我,是大連醫學院的吳襄老師到北京來修改生理學教科書時叫我過來幫忙整理稿子,才認識了我。在中央為著名專家配助手的政策下,王先生選我做助手,調我來北醫。很慚愧,我未能如願做王先生的科研助手,倒是領走了王先生原來的研究生去研究針刺麻醉原理。時任北醫黨委書記彭瑞驄在指定我做針刺麻醉研究時,非常有策略。他看到我對於“針刺麻醉”的認識有疑慮,就不是單純命令我,而是説:“咱們一起去通縣結核病研究所看看手術再説吧。”一場針麻下肺葉切除手術成功結束後,我感到十分信服。於是不必再被動員,而是志願參加。時任北京醫學院院長馬旭在1979年6月下旬一個大雨天,親自陪同我愛人朱秀媛送我到機場登機赴美,他感嘆地説:“韓濟生單槍匹馬打天下去囉!”馬院長對國際開放很有前瞻性,抓住機會通過我在舊金山結交併介紹他認識的劉漢民醫生,介紹了一大批北醫教師和醫生赴美進修,在國內各醫學院中開了先河。時任北醫基礎部黨總支書記許鹿希在我最迷茫時期對我的鼓勵,更是讓我終生難忘!原北京醫科大學校長王德炳,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韓啓德院士,基礎醫學院原院長王鍔……對我的關心愛護就更是説不盡、道不完了。

我的一生如果有一點成績,除了老師的栽培、領導的大力支持,以及同事和學生們的幫助和通力合作,更重要的是趕上祖國快速發展的時代,使得科研能夠順利開展,並且得到了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韓濟生

一個人可以靠耍小聰明得到一時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終取得一定的成績只能靠勤奮。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説,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儘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這是我的簡單信條。用自己爭分奪秒的努力,不辜負時代賜予的良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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